正如一个孩童学会将冰淇淋分给他人意味着其人格质的飞跃，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从权力私有化到权力共享的政治瓶颈

因为专业是政治学，不少朋友问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而我其实不大关心美国大选，相比较而言，我更关心津巴布韦大选。

在我看来，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坚固的三权分立构架已经使得一个总统的“权力半径”缩得比较小，他“兴风作浪”的幅度有限。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领袖往往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是国家领导人，可以造成这个国家状态的天壤之别。津巴布韦就是个典型。当政28年的穆加贝总统曾是领导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民族英雄，但由于他2000年以来一系列愚蠢的决策——暴力土改、民粹主义、无度印钞、激化种族仇恨、介入刚果战争以及政府腐败——使得津巴布韦脱胎换骨成一个通胀率高达11200000%、失业率80%、人均寿命37岁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政策愚蠢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一个要花几千万元才能买一斤苹果的国家，领导人竟然还可以继续赖在台上。靠什么？暴力恐吓，选举舞弊，媒体垄断，军队政党化。对于始终关心“民主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失败”的我来说，今年3月底的津巴布韦选举是一个最好的透视镜。

从选举前开始，津巴布韦警察就开始骚扰反对派势力。比如2007年3月反对党民主变革联盟（MDC）一次集会，警察无故逮捕和殴打集会人员。反对派的报纸《每日新闻》也被神秘地炸毁。选举过程中，亦有很多政府制造假票投票的传闻，国际媒体采访也被禁止。最戏剧化的则是选举后的情形：议会选举中MDC取胜，但总统选举却迟迟不公布结果。几周之后，政府突然宣布总统选举中穆加贝和MDC领袖茨万吉拉伊伯仲难分，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与此同时，警察开始暴力镇压抗议民众，导致数百反对派成员死亡。举世因此哗然，欧美国家加大对津的经济制裁力度，茨万吉拉伊则拒绝参与第二轮选举。

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穆加贝只好开始和MDC谈判。半年谈判下来，9月18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穆加贝继续担任总统，并领导内阁制定政策；茨万吉拉伊担任总理，领导各部委执行决策。表面上看各有所得，但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个“强扭的瓜”，既看不出政见不同的两党有什么合作基础，也看不出仍然掌控军队的穆加贝怎么会让茨万吉拉伊做“老大”。这种合作的脆弱性，从签署协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显而易见：穆加贝作了一个控诉西方殖民主义的激昂演讲，而茨万吉拉伊则在一旁把头深深地埋在手掌里，门口两方支持者掐作一团。很多人认为，合作的结果要么是两党决裂，要么是MDC开始和穆加贝政府同流合污，继续把津巴布韦推向深渊。

综观津巴布韦的整个选举过程，问题的症结在于穆加贝不肯放权——他始终将国家权力当成“私人财产”，而非暂由自己托管的“公共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就无需与他人分享，也无需适时交棒，锁在自家柜子里传宗接代最好。这种权力的私有化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瓶颈。拿最近来说，2007年肯尼亚选举中，在任总统齐贝吉通过舞弊捍卫权力，导致流血骚乱；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为了保住总统职位，也曾在2007年逮捕法官、宣布戒严，导致巴基斯坦持续的政治动荡。

近代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最近我刚看完《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意外地发现袁世凯的处境和穆加贝有几分相似之处。袁世凯在皇族“家天下”的酱缸中长大，通过军权走向权力颠峰，他以为终于熬到头了，可以像他曾伺奉的皇族一样独揽大权了，结果共和带来了国会辩论、政党竞选、临时约法这些“劳什子”，国民党控制的议会活活将袁世凯这个总统给架空了。最可气的是，“孙中山自己做临时总统的时候从来不谈限制总统权力，等他一在野，就道貌岸然地要约法、用总理内阁制代替总统制”，于是袁世凯一怒之下踢掉了共和，当起了皇上。当然，由于国际压力和时代变迁，穆加贝不大可能公然踢开共和，但他面对权力挑战狗急跳墙的心态，却和一百年前那个在东方孤独死去的昙花皇帝如出一辙。

从这一点来看，国情论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正如一个孩童学会将冰淇淋分给他人意味着其人格质的飞跃，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从权力私有化到权力共享的政治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经济腾飞、技术发展，人类的政治心理还没有摆脱孩童期，还在艰难地成长。
（作者为剑桥大学讲师）

这一轮的问责风暴，因为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贵被免职而达到高潮。尽管已有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山西省省长孟学农两个“正部”引咎辞职在前，但吴显贵的书记头衔，依然让其成为本轮问责风暴的最大亮点。

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的设置与运作采取的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一旦有事，行政首长首当其冲。比如此次山西垮坝事件中的孟学农，人们多少都会慨叹其运气太差。但“三鹿门”事件终于刮到了“真正需要负责”的最高领导。权责对等是问责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书记被追究表明中国在建设责任政府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这固然可喜，但试图以“风暴”方式一点一点挤牙膏似的推动政府走向“善治”却非长远之计。所谓风暴，一定是社会矛盾积累到相当程度，孕育极大危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风暴”或能恢复民心士气，但终究是亡羊补牢。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和风细雨似的解决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能让大权在握的官员们在位一天便战战兢兢、殚精竭虑一天，而无须问题积累到不可收拾，以至风暴突如其来的地步。

随着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和美国次债危机的不断恶化，国际大投资家罗杰斯等人看好人民币，放言未来唯有人民币可能替代美元。在此背景下，国内部分学者和金融界人士竭力主张我国政府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是否已为人民币国际化做好准备?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概率和风险有多大？

充当国际货币“得”与“失”
简言之，货币国际化就是一国货币在境外的流通和使用过程。美元是全球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化货币。在多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其所占份额曾超过75%，欧元的诞生和运行部分削减了美元的份额，但其份额至今仍高达65%左右。

一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好处有哪些呢？想想美国只需要印发钞票就可以购买中国的制成品和中东石油，而中国只有通过饱含民工血汗、透支子孙福利的商品和资源的出口换回美元，才能用它去购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美法的大飞机和世界名牌奢侈品。美国拥有的这种好处就是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第一大利益：铸币税收入。

铸币税为政府由于印制货币的垄断权而获得的收入，主要指政府通过印制货币所获得的购买力。与此相关的是通货膨胀税。它指货币的持有者由于通货膨胀而遭受的资本损失。在居民持有的经物价调整后的实际货币数量不变的场合，铸币税就等于通货膨胀税。政府铸币税的实质是收入从居民手里向政府的转移。部分人均收入低、征税能力弱的发展中国家，铸币税曾经高达GDP的4%-6%和非铸币税收的30%，但这些国家大都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

政府获取铸币税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和居民资本损失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其条件就是本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货币化程度是用货币总量（通常用表示现金加全部银行存款的M2表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货币化程度只有25%，到1980年代末达到100%。这一时期央行印发货币通过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发放物价补贴投放到流通领域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农村等新兴商品经济的交易需求吸收了这个额外的货币增量。此种场合政府购买力的增加（或铸币税收入）又称货币化利益。这也是这一阶段改革进展顺利的原因之一，货币化利益可以在没有人受损的情况下让每个人都得到一个增加的收益。但是货币化利益消耗完毕后，政府再靠印钞票来花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法律限制或禁止政府搞赤字财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民币的国际化，即中国通过额外的货币投放满足其他国家贸易和投资等真实经济活动对人民币的需求，也可以给我国带来类似的铸币税收入。但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或美元的替代过程，是以减少这些国家或美国的铸币税收入为前提的。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利益与国内货币化利益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政府主导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并实施报复性政策。

货币国际化与国内货币化过程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是，境外流通的国际货币是发行国的真正负债。在金本位制度下，货币曾经是中央银行的真实负债，因为国内的人们可以用所持有的纸币向中央银行兑换黄金。在黄金非货币化后，央行发行的纸币已不再是真实负债，它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写为负债只具有会计意义。但是在国际货币场合，各国官方持有的美元储备和民间持有的美元资产都是美国的真实负债。国际社会减持美元或者美元净回流美国，意味着对美国商品、服务和企业产权的净购买；而美国则以产品、技术、资产或提供服务来偿还其债务。因此，只有永远不再回到美国本土的美元才是美国的铸币税收入。

充当国际货币的利益对发行国而言还体现为：增加发行国金融服务业的需求和收益，因为发行国的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经营本币业务的竞争力可能超过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本国企业可以很便利地用本币从事国际交易并避免任何汇率风险；国际货币的地位可以提高发行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近年来美国开始为其本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而付出代价。当美国期望通过美元贬值转稼国内经济危机和经济调整负担时，可能会引起持有美元储备国家的报复。比如中国2008年底外汇储备可能达到22000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虽然持有成本十分高昂，却已成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威慑武器。中国如果大规模抛售美元并在国际金融领域引发羊群效应，足以对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给予致命打击。但这将触发全球金融危机，两败俱伤。美元贬值对储备国的伤害如果超出其可承受的临界范围，美元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就难以避免。目前国际货币关系就处在这种“危险的平衡”之中。

概括充当国际货币的成本：发行国有责任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国内存在金融过度创新和资产泡沫崩溃的风险；国际货币地位下降或被其他货币替代时，国内可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并爆发金融危机；存在无法克服的特里芬难题，即发行国需要通过贸易赤字输出货币，但贸易赤字的过度积累，必然会导致货币储备国对此种国际储备货币信心的崩溃，进而引发国际储备货币的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

金融越发达，货币越国际化
什么样的货币才有资格成为国际货币？现在可能是，谁的金融市场发达，谁的货币就是国际货币。由此看来，中国虽然经济已经很大，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

货币职能的有效发挥是有条件的：首先需要一个币值稳定的政策环境，币值不稳定的货币无法充当计价单位，也无法作为价值贮藏手段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

其次，货币流通和支付职能的有效发挥要求有一个现代化的银行业，提供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

第三，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要求本土存在规模足够庞大、流动性足够充分、成长性足够良好的资本市场体系，以满足各国央行和全球资产组合投资者对所持资产保值、增值和变现的内在要求。

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博士关于一国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需要什么样条件曾有一段非常有见地的论述：“什么样的货币才有资格成为国际货币？这个标准一直在改变。最初谁拥有的黄金多，谁的货币就是国际货币。后来谁是债权人，谁的货币就是国际货币。但到了2003年，美国由债权人变成债务人，而美元仍是国际货币，所以这个标准也打破了。现在可能是，谁的金融市场发达，谁的货币就是国际货币。由此看来，中国虽然经济已经很大，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道路还有待探索。”

一个健全而有效的国内货币金融体系是货币国际化的起点和基础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国际化的利益与一个低效率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导致的资源浪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盲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忽略金融改革的深化，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缺乏健全的国内货币金融体系的背景下，冒进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只会加剧金融危机的风险，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催化剂和导火索。

人民币国际化卡在哪里
最主要的障碍包括：

1．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中国维持持续的贸易赤字以输出人民币，这与中国现行经济结构或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

从美元获得国际货币霸权地位的历史来看，战后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成为美国输出美元的重大机遇；美国跨国公司成为美元在海外发挥计价单位和交易中介的重要推广者。

贸易赤字是货币输出的主渠道，但是贸易赤字意味着一国就业岗位向境外的转移。目前中国国内消费投资比例严重失衡，投资拉动当前经济增长但导致产能的巨大扩张。因此出口就成为消化过剩产能促进就业和增长的重要途径。2007年贸易盈余占GDP7.5%，如果这一盈余变成2.5%赤字，相当于GDP10%的市场损失，在内部经济结构未能实现根本转换时，其经济收缩影响将会非常明显。换言之,在消费比例大幅度上升、服务业迅速崛起之前，中国不存在大规模输出人民币的机制。

2．人民币亚洲区域化过程将受到垂直的国际分工体系的限制。
目前中国处在产品国际化生产的垂直分工体系的中端，从亚洲国家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欧美国家。通过对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输出人民币的同时，我们将在对发达国家的贸易盈余中输入更多美元。如果不用美元而是直接用人民币支付从亚洲国家的进口，那将积累起多得多的美元储备。

假定各国居民用人民币替代美元的选择，建立在人民币持续升值而美元持续贬值的预期基础上，再假定这种预期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作为亚洲国家债务人的负担将不断上升，而作为美国的债权人的权利将严重缩水。这无疑是双重利益受损。如果美元贬值，人民币也跟着贬值，中国仍然在两个方面得不偿失：一是中国持有美元的数额远比输出的人民币多；二是中国人均收入低、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调整与适应能力弱，因此在政府信用下降时，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更大，危机对国民经济和老百性的伤害也更深。比如，在这次美国次级债危机过程中，作为震中的美国股市仅回落十几个百分点，而远离震中的中国股市则暴跌70%，就是一个明证。

3．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基础尚未形成。
可持续的人民币国际化过程，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国经营企业在亚洲或全球范围内推广人民币的计价和交易，需要一大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国金融机构在亚洲或全球提供相应的人民币金融服务，需要一个规模足够庞大、流动性足够充分、成长性足够良好、对外足够开放的本土资本市场（或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才能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发挥其计价单位、交易中介和满足财富保值增值和变现要求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

汇率管制和资本管制的两难
人民币能否保持长期的币值稳定或升值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在需求结构方面表现为经济增长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以消费拉动为主；在产业结构方面通过抑中间（控制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过度发展）促两头（促进农业和服务业快速发展）实现三大产业的平衡发展；在经济体制上实现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换，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实现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效率改进的可持续增长方式的转换。这种经济结构转型是中国未来十年需要面对的最为重大的挑战和最为紧迫的任务。内部经济结构转型与人民币国际化是本与末的关系，舍本求末的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成功，并可能使我们错失结构改革的有利时机。

现阶段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便利国际热钱的进出，后者可能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是一个开放中的大经济体，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放弃。汇率制度的弹性应与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相适应。在资本管制行将失控的关口，政府只能在放开汇率管制和加强资本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目前的两难在于：汇率加速升值使出口产业不堪承受，短期调整成本快速上升；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不断从外部施压以期打开中国资本市场大门。事实上，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正在丧失：实际负利率、通货膨胀和民间经济信贷资金的奇缺（黑市利率已高达30%-60%）。

“境外金融中心”风险巨大
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层，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亦称“境外金融中心”，是非居民间从事国际性金融业务的市场）的做法都面临巨大风险。

战术层面的风险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必然通过市场套利机制和市场心理影响机制产生内外市场的联动，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和货币政策的失效。事实上香港H股市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向国内传递的最重要机制。这也是港股直通车叫停的直接原因。

战略层面的风险又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以及相关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极有可能成为国际资本远程打击国内金融市场的“金融导弹基地”。

第二个战略层面的风险在于，存在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部分替代或挤出本土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当前中国金融抑制情况仍然十分严重，最重要的金融抑制在于行政管制的低利率状态与资本市场融资的行政审批制度。部分具有很好发展前途的民营企业无法从国内正规金融体系获得融资，不得不转向海外股权投资基金和海外上市，可能会导致本地资本市场萎缩，分享高成长成果的权利从国内居民向外国投资者转移等。如果国内金融抑制状态不作根本性改变，而去创建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其后果可能是加快国内金融市场被境外蚕食和替代的过程。这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具有长期不利影响，而且也会导致就业、税收基础和国家货币与经济主权的丢失。

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路径
从远期目标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佳选择为形成人民币区，次优选择是促进亚元的形成并在其中占居主导地位。在这两种可能性中的最终选择将取决于中国与日本在亚洲地区的相对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估计在2015年前后作出相应判断和选择的条件才可能成熟。

近期来看，首先，2015年前中国政府应淡化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重点放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内部基础条件的营造上。深化改革国内金融体制；做大做强国内金融机构，提高人民币支付和结算体系的效率；加快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发展；深化利率和汇率制度变革，促进宏观货币调控机制的完善和稳定货币环境的形成。

其次，在涉外货币关系方面，应积极参与并推进亚洲货币合作框架的设计和建设。但是在亚洲统一货币的构建方面应持谨慎态度。中国的成长尚需时日，特别是内部经济结构转型成功与否将决定中国能否赢得亚洲的领导地位。

第三，在可控的范围内稳步推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与在境外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思路不同，我们建议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中应更多倡导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并鼓励中资银行进入亚洲周边国家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提供并尽可能垄断人民币的支付和结算业务，在境内设立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和清算中心，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真实经济目的和可控性目的。

第四，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实现真正的弹性汇率制度，促进大中华地区率先采取钉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并增强其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也为大中华地区率先实现人民币统一货币创造条件。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9月20日23时左右，深圳市龙岗区舞王俱乐部发生一起特大火灾，迄今已有44人死亡。9月22日媒体报道称：“俱乐部的规模这么大，违法经营这么久，在各级各类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无证无照经营了一年多时间。特别是在‘2·27’事故后，组织了这么多次所谓的地毯式、拉网式检查，竟无人发现，无人查处，真是奇天下之大怪，荒天下之大谬。”

又是一个“非法经营”！人们对此已经见惯不惊。9月8日襄汾尾矿溃坝事故，涉案公司即属于所谓 “非法经营”——其安全生产许可证2006年4月就被吊销，而其采矿证去年8月就已到期。更早前的黑窑奴工事件，恶行曝光后也属于“非法经营”。

更骇人的是，从国家安监局了解到，目前全国九千多个尾矿库，一半以上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大部分是病库、危库、险库。可见在深圳舞王俱乐部、山西新塔矿业公司、山西黑窑等等的背后，有多少歌厅舞厅游戏厅、多少黑厂黑矿正逍遥快乐地长时间“非法经营”着！

对业主和监管者而言，“非法经营”真是个好东西。不用交税，不用交费，不用受安全生产制度的硬约束，却可以跟合法企业一样堂而皇之地经营。没事时皆大欢喜，万一有事，职能部门也可以轻轻松松地借“企业非法经营”为名，把自己的监管责任一推了之。

纵然是天大的事故，只要把涉案企业划归“非法经营”，就不在自己的管辖和责任范围之内。这对职能部门来说，似乎早已天经地义。但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吗？那些职能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部门、消防、公安乃至工商、税务等部门，难道都是吃素的吗？难道真会放任、纵容任何一个企业无视他们的存在，在他们的地盘上为所欲为？

只须大致了解基本国情就不难明白，如果没有足够的“后台”即官商背景，那些所谓“非法企业”一天都难以存活，不用什么“联合执法”，一个部门、七八顶大盖帽就可以让你马上关门！君不见对付城市街头那些无权无势的流动摊贩，武装到牙齿的城管何等威风凛凛，砸摊、打人、夺命的全武行何等铁腕何等冷酷无情！而只要你“有后台”，长时间、大规模无照经营又算得了什么？不仅因非法经营而得以税费、资源费、安全与消防投入等等全免，而且哪怕“非法经营”最终成了悬在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头顶上的“堰塞湖”，也可以从一次又一次专项治理的运动执法中幸免。所谓整改，往往不过是有关部门发发文件，为日后证明自己 “责任已尽”做铺垫罢了。

在“非法经营”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后台”？到底有着多深、多广的利益分配链条？到底是职能部门无心、无力整顿，还是不敢、不愿整顿？难道这一切不应该掘地三尺深究到底吗？本来守土有责的职能部门，居然长期纵容大量的“非法经营”者，难道不是比其他管理细节上的疏漏更大的失职吗？所以，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非法经营”非但不能成为脱罪的法门，反而更应该追究监管者的渎职罪责，以及，背后有没有官商合谋一类的经济犯罪。

作者: 许志永
2008-09-25 08:05:15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7613

期待国家司法机关从奶粉事件开始放宽对公益诉讼的限制，加大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力度，鼓励民间社会监督食品安全

国家质检总局迅速查出22家企业生产的奶粉含有三聚氰胺，与此同时宣布，所有供应奥运的国产奶粉、所有出口的国产奶粉都不含三聚氰胺，9月14日以后生产的液态奶也不含三聚氰胺，这说明，企业不是没有能力检测和防范三聚氰胺，质检总局也不是没有能力查处三聚氰胺。为什么有毒奶粉企业敢把毒添加给国内消费者却不敢添加给国外消费者？为什么质检总局不能为食品安全尽到责任？

质检总局监管失灵的原因
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背后是严重的制度缺失。首先，在国内，缺少一个对公众负责的统一的国家监管机构。国家质检总局是食品安全的检验监督机关，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弱点：

不够专业。食品安全监管专业性很强，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为例，他们的员工三分之一以上是科学家，全国的主要工作场所是各类实验室。而我国质检总局专业人士很少，省级以下质监部门更是如此，食品安全检验常常是走过场。

地方化严重。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应该是国家机构，对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负责。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主要员工和办公室都在总部，全国各地分支机构人员很少，而且分支机构和行政区划无关。我国质检总局下设层层地方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划分，虽然直属上级领导，但同时也受地方政府领导。在很多地方，地方质监局和地方大企业都属地方政府，很容易被大企业的物质利益俘获，也有可能在地方政府干预下睁只眼闭只眼，极难有效监管。食品安全监管重点对象应该是大企业，企业越大，社会责任越重，但我国企业大了反而纷纷成了免检企业。地方质监机构的工作重心反而成了各种许可证，为小企业成长设置障碍。

政务信息不够透明。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之所以有很高的声望，和它的工作透明度有关。它的工作信息随时公布，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对公众负责。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虽然也在逐步开放，但总体上还远没做到对公众负责。

社会大环境不理想。商家社会责任心不强，整个社会缺乏诚信、道德，官员腐败严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使质检总局努力做到很专业，摆脱地方化，其责任心和工作效率也值得忧虑。正因如此，若仅仅改造质检总局本身，还不能很乐观。

症结：缺乏惩罚性赔偿制度
食品安全问题的另一个症结是，缺少惩罚性赔偿制度。任何国家食品安全不可能只靠政府监管，来自民间社会的监督很重要。

由于缺乏惩罚性赔偿制度，至少在两个方面限制了公民社会的监督力量：

一是导致普通消费者缺少监督动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受到欺诈可获得双倍赔偿，这个双倍赔偿，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双倍赔偿一般很少，但消费者要为此付出很多时间成本，大部分人都选择放弃。

二是无法调动一些公益诉讼人士的积极性。公益诉讼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提起，原告本身只占其中极少一部分利益，根据现有的民法制度和司法制度，公益诉讼的原告即使赢了诉讼，得到的赔偿也只是一点点，甚至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都拿不到。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曾经的“打假英雄”王海后来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不得不转行。总之，对于欺诈消费者的恶劣行为，很少有来自社会的制约。

缺乏惩罚性赔偿制度，无形中放纵了企业的不负责任。不是消费者软弱，即使走诉讼途径赢了官司得到的赔偿也是寥寥无几。正因如此，企业才会如此不重视中国的消费者。企业要在改进产品安全增加的成本和赔偿消费者的成本之间考量，如果改进安全的成本低于消费者赔偿，就会倾向于改进产品安全，相反则可能放任产品瑕疵，出口到欧美的产品如果侵犯消费者权益，会付出巨额赔偿，所以他们会提高安全标准，而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侵犯了消费者权益，只要微不足道的赔偿，没必要为提高安全标准付出额外成本。

国家监管失灵，公民监督未能充分调动起来，双重监管的缺失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一些知名品牌居然长期大肆制造销售有毒食品，严重危害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长期来看，食品安全部门国家化、专业化、透明化以及整个社会诚信、廉洁才能出现具有权威的监管机构。然而这样的制度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短期效果来看，迅速查处质监部门的腐败可能会起作用，但这也有一定困难，而且效果很难持久。

当下，比较可行的思路是动员公民社会的监督，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激励公民积极参与。我国的确缺乏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我国也可以说有惩罚性赔偿制度，那就是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上限，关键在于司法部门愿不愿意肩负起职责。期待国家司法机关从此次事件开始放宽对公益诉讼的限制，加大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力度，鼓励民间社会监督食品安全。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2000年，横店集团的总资产超过70亿元。《福布斯》在这一年发布的 “中国大陆50富豪榜”中，出现了徐文荣的名字。他被排在第8位，资产为27亿元。
徐文荣看到这一富豪榜单后坐卧不宁。他派人邀请制榜人胡润前来横店喝茶。
徐文荣并没有 “顺应潮流”，而是独辟蹊径；他除了高举“社团经济”的旗帜外，还提出了“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的口号，后来专门成立了“四共委员会”。
同样高举集体经济大旗，大邱庄早已变了脸，华西村备受质疑，南街村被曝丑闻，但徐文荣对这一切似乎不以为然，他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们的产权形式怎能与横店集团相提并论呢?”
9月19日下午4时。浙江东阳市横店镇“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四共委）主席徐文荣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同时响了起来；此时他的手里正拿着一支雪糕。
年过73岁的徐主席一时有些手忙脚乱。
他一边接通手机，一边示意他的助理兼发言人、浙江东阳市旅游局副局长厉红亮拿起桌上的话筒。两人同时“喂”了一声。
两个电话，一个是自称实力名列行业前茅的一家上海企业想与横店合作，一个是徐文荣在省里的一位朋友想过来拜访。徐文荣推掉了前者、答应了后者。
“来拜访和取经的人太多了。”徐文荣笑着向南方周末记者说，“周一到周五我一般接待本省的客人，周末接待外面来的朋友。”
“可惜不少人老质疑我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谋私利，这是天大的误解；我们从不想赚大钱。”徐老爷子话锋急转，脸上随之掠过一丝愁绪。
他的雪糕有些化了，差点滴落到桌上那台酷似笔记本电脑的DVD播放器上。
就是这位“从不想赚大钱”的徐老爷子，30年来，硬是将过去只有一条主街道，几乎全靠种地为生的浙江一个穷乡镇，打造成了如今的全国经济强镇、旅游和影视名镇；在不久前发布的“2008中国企业500强”中，横店集团排在第274位，营收为170亿元。
前卫总招人骂
横店康庄路转盘旁边一家名为“奔腾”的办公设备公司是由蒋美芳和她老公开的一家夫妻店，其业务包括代理品牌笔记本、维修打印机、复印剧本等，生意甚为红火。
可是十多年前，他俩还是村里的两位农民。
从农民到卖烧烤的小贩，再到摩托车修理工，直到7年前染指做梦都不敢想的“高科技行业”，蒋美芳夫妻二人的角色变迁背后，是横店经济发展和腾飞的一个片段式缩影。
“致富不能忘了徐主席。”蒋美芳对记者说。
她从她老公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徐文荣文集》递给记者。书架上的书挺多，摆在最显眼位置的是《先做人后做事》等。
“徐主席当年的创业经历也非常不容易。”蒋美芳随手翻开《徐文荣文集》。这是一本发黄的旧书，书的陈旧并非因为沉睡书架太久，而是因为传阅人次太多。
从1975年徐文荣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创办横店丝厂（横店集团前身）至今，徐文荣至少四次站到了风口浪尖上。
一次是1979年，当发展起来的横店针织厂、麻纺厂生意兴隆时，徐文荣却想转做磁性材料，大多数人很难理解。徐文荣先是跑到江苏买机器，其间路过华西村，与同为支部书记的吴仁宝相见恨晚；不过当时的华西村已是名声在外。
之后又带领33个小青年到宝鸡等地取经，回来后创办了横店磁性器材厂。磁性材料后来成为“横店系”的支柱产业之一。
第二次是1984年徐文荣极力要求政企分开，当时一位乡党委副书记在全乡党员大会上说：“我们乡有个人，论本事可以做皇帝，论错误可以枪毙。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直到现在，徐文荣仍对这一幕记忆犹新，他对南方周末记者不无感慨道：“如果推动改革要被枪毙的话，我早被枪毙过好几次了。”
第三次是1993年，徐文荣突发奇想，想在横店搞旅游，这一想法让多人视为是异想天开。但他仍以2亿元的大手笔搞了一个“农民兄弟度假村”；3年后又以导演谢晋到横店拍《鸦片战争》为契机搞起影视文化产业，此后一发不可收——炸掉山头，按1∶1比例仿建起故宫、清明上河园等。
近几年《英雄》《夜宴》《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投名状》《疯狂的石头》《功夫之王》《木乃伊3》等电影均在横店拍摄，以至于不少人误以为横店集团的主业就是影视产业。
第四次是2006年，徐文荣产生了在横店重建圆明园的念头，这是一个异常浩大的工程。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结果招致了老伴和儿子的一致反对，但最后还是将他们“说服了”。
而媒体发布这一消息后，引起数轮激烈争议，不少历史和文化界人士群起攻之，有关融资和土地等方面的质疑紧随其后。
徐文荣正是这样一路被骂着走过来的。他常拿自己的年龄解嘲，“反正我都七十多岁了，还有啥好怕的。”然而，具有双重性格的他，也常会突然郁闷起来，慨叹自己暮年的伤感。
社团经济之惑
2000年，横店集团的总资产超过70亿元。《福布斯》在这一年发布的“中国大陆50富豪榜”中，出现了徐文荣的名字。他被排在第8位，资产为27亿元。
徐文荣看到这一富豪榜单后坐卧不宁。他派人邀请制榜人胡润前来横店喝茶。
胡润到横店后，徐文荣向胡润说，“横店是独一无二的社团经济。你把我放到富豪榜上很不妥。如果要计算横店集团的财富，绝对不止榜单上那么多，如果要说我个人的话，我绝对没有那么多钱。”
“社团经济”是徐文荣于1993年独创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这是一种不属于国家所有，也不属于横店镇政府或徐文荣个人所有，更不属于企业其他高管和员工所有，而是属于横店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的产权结构。
也就是说，在这一年浙江乡镇企业开始推行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所有制改革中，徐文荣并没有“顺应潮流”，而是独辟蹊径；他除了高举“社团经济”的旗帜外，还提出了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的口号，后来专门成立了“四共委员会”。
直到今天，横店集团主要的上市公司横店东磁的大股东为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而后者的实际控股人，即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彼时徐文荣的“另类”引起众人瞩目，并在国内掀起一场讨论热潮。经济学界和新闻界人士纷纷“组团”到横店考察、交流。徐文荣开始参加各种研讨会，并被戴上“学者型企业家”的帽子。
徐文荣在这些名号面前并没有欣喜若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称，1997年左右，有中央高干子弟希望和他合伙做生意，但都被他婉拒。“我没被套进去；我只是一个农民而已。”徐文荣说。
不过，徐文荣仍对横店集团当年并购青岛东方和太原刚玉耿耿于怀。在他的战略当中，民企参与国企改制是“找抽”；他更愿意为横店当地百姓谋福利，而不愿为国企黑洞埋单。
徐文荣于2003年将横店集团的帅印交给儿子徐永安后,于去年11月底又将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法定代表人的头衔让出，自己做起“四共委”主席来，致力于“企业办社会”理念的推广。
横店大智禅寺旁边一家商店的主人鲍老先生今年66岁，他向记者介绍称，“四共委”一直在推进一些福利政策，比如退休老人可免费到镇内所有的旅游景点参观，一年可领到300元左右的补助，另外医保方面也享受一定优惠。
不过徐文荣的计划更远，他向记者称，将来圆明园如果建起来了，每年可产生30亿元的利润，若持续按一定比例捐给“文荣慈善基金会”，加上社会捐助，“到那个时候，向每个老人每年发放2000元左右的补助金完全可以实现”。
问题的关键是，重建圆明园工程至今没有启动；坊间对横店集团产权结构不明晰的质疑时而有之。
东阳市政府某熟悉横店集团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徐文荣日前正在考虑改制，企业的资产量化，以鼓励众高管的积极性。
然而当记者就此向徐文荣求证时，他矢口否认，称横店独特的社团经济形式要“坚持一百年不变”。
幸存的标杆
横店当地人不追影视明星，因为司空见惯了；但如果徐老爷子走在大街上，大家都会围过去，打招呼、问好。
东阳市委常委申屠福华去年年初由东阳市来到横店，头衔从副市长变成了镇委书记。据申屠福华回忆，他上任不久后，东阳市政府在横店召开了一次会议，徐文荣以“当地嘉宾”的形式出席，当徐文荣出现时，台下观众鼓掌的热烈程度压过在场的所有市镇领导。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当地民众对徐文荣的爱戴程度有多深。”申屠福华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徐文荣并不像有些企业家一样神秘。他不用保镖，尽管已是73岁高龄，仍常开着自己的沃尔沃在横店“转悠”——或进工厂，或到景区；他是一个闲不住脚步、停不下思考的老人，因此他的“转悠”其实是“调研”。
徐文荣把握政商关系有自己的原则，但如果就此认为他不谙世事，就大错特错了。他曾大批量将东阳市甚至浙江省一些退休领导请到横店供起来；倒不是为了帮忙“走穴”，而是帮自己出谋划策。他的朋友可谓遍布五湖四海，社会学大师费孝通为徐文荣的题词是“横行天下”，曾任《经济日报》总编的艾丰为横店的题词是“横空出世，店乃一城”……“我不会上网，但我耳听八方。”徐文荣对记者说。
作为第一代的企业家，徐文荣的政治情怀非常浓烈。在与南方周末记者三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有近半时间在谈中国的改革之路。他甚至正在横店筹建一个新景点“历史长廊”，展出中国四代领导人走过的路、做过的事……
徐文荣同样任人唯贤。横店集团董事、副总裁徐文财曾任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系副主任，几年前被徐文荣请到横店，负责资本运营。许多人从名字上看，以为他与徐文荣是弟兄，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又如，今年农村换届选举时，横店镇不少人找到徐文荣帮忙，希望他向镇委书记申屠福华“通口气”，但徐文荣最后并没有对申屠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只是就选举程序提了一些建议。
形成对比的是，徐文荣的大儿子、现任横店集团掌门人徐永安与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徐永安非常低调，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并拒绝了全国人大代表等任何政治头衔。
是徐永安本性使然，还是徐文荣家教如此呢？
徐文荣的回答是：“永安把社会给看透了，埋头做事最要紧。”
然而，说完这句话，他又叹息道：“改革的人总是会吃亏的。”
如果说标杆性乡镇企业家的话，与徐文荣同时代的禹作敏，早已在9年前保外就医中孤独去世，天津大邱庄也变了脸；华西村仍受热捧，但吴仁宝同样备受质疑；王宏斌也不能独善其身，今年2月有媒体报道称一直宣称反对私有制的南街村，将集体财产从法律属性上转为“村里三大班子”的个人名下……
然而徐文荣对这一切似乎不以为然，他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们的产权形式怎能与横店集团相提并论呢?比如南街村，他们的员工进去容易出来难，名义上工资非常高，实际上很穷，里面有猫腻，早晚会出事。”
徐文荣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30年呢？他脱口而出：“这30年要分为前20年和后10年区别看待；不过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横店未来30年怎么发展。”
 

直辖市重庆堪称整个中国的缩影，大城市、大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增长迅速、制度创新剧烈、各种矛盾交织。与此同时，重庆房地产市场也一度十分混乱，令许多国内大开发商敬而远之。随着重庆市政府铁腕查处贪腐官员，重庆房地产市场将逐渐规范

9月22日，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在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这是重庆地产“窝案”案发以来第六位受审的厅级官员。
从去年7月26日，渝中区副区长王政、纪委书记郑维和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因收受开发商贿赂，被有关部门查处之后，重庆官场就开始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今年4月，“震级”上升到正厅级，原重庆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唐文峰、原市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区长黄云、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原重庆国土房产局副局长王斌被有关部门“双规”。此后，“余震”不断，随着调查的深入，多位涉嫌贪腐的政府官员落马，仅重庆市规划系统，就有十多位处级干部下台。
重庆市政府铁腕反腐的行为令当地市民拍手称快。部分幽默的市民将重庆地产窝案命名为“风起云涌”，暗指唐云（峰）、梁晓（琦）、黄（云）、蒋（勇）四人。
规划敛财
9月22日，据检方指控，梁晓琦利用调整容积率、增加商业设施用地、少建绿地、减少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方式，先后收取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行贿财物，共计约1589万元。在法庭上，梁晓琦对检方指控供认不讳，在长达200分钟的庭审过程中，他始终低着头。
今年51岁的梁晓琦，拥有博士学位，本科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梁于1999年由大学教师转向政府部门任职，先后担任重庆市规划局总规划师、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他平时生活豪奢，行事张扬。重庆政商人士透露，梁晓琦喜欢打高尔夫球，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与妻子飞到全国各地的顶级高尔夫球场打球。这与他的搭档——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形成鲜明对比，曾在英国读书的蒋勇平时为人低调，作风严谨，并一度被视为重庆市副市长的后备人选。
但就是在这二人任上，重庆市规划系统的主要官员与部分开发商和区级领导大肆勾结。重庆市还有一句形容规划的顺口溜：“规划，规划，龟儿子要么不划，要么乱划！”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公诉材料，梁晓琦存在三个方面的违法行为：一是帮开发商调整容积率；二是帮开发商调整土地性质和用途；三是帮助开发商疏通关系。
调高容积率对于梁晓琦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从2003年到2007年4月，梁晓琦帮助旭庆房地产公司董事长龚世英，把江湾国际花都的容积率上调到3.95，梁晓琦分8次“进账”225万元人民币，美元6万元。
容积率规划是保证小区居住环境的硬指标，同时，小区的容积率是与绿地、环保、车位等要求和数据配套的，有多大的容积率就要求有多大的配套设施。
调高容积率的奥妙在于，在审批之后再调高容积率，开发商就不必被强迫建设与之配套的公共设施。就意味着，原来5个人享受的绿地、环保、车位现在要有10个人共享，这样，开发商可以在不用出其他钱建设配套设施的情况下，白赚许多房产的销售利润；但对住户来说就意味着居住环境、质量下降。“这才是开发商赚取的利润中，最大、最纯的一部分。”某地产业内人士说。
调高容积率并不是梁晓琦的“主营业务”，而其领导蒋勇已经将之上升到规模经济的阶段，在重庆的地产圈，几乎人人皆知，蒋勇的情妇之一专门办理调整容积率的买卖，并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每平米调整的费用是400元。
相比起来，梁晓琦敛财的主要手段是调整土地用途。其帮助某地产公司将旗下项目的体育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那一单梁晓琦受贿8万元人民币，还有价值5万元的笔记本电脑，铂金项链和耳钉。
梁晓琦胆子最大的调整，莫过于允许开发商在海拔300米以上禁建区进行建设。2007年，梁晓琦调整了土地用途，使重庆某高尔夫球场得以在海拔350米以上禁建区增加建设规模。在茶园新区中，梁晓琦也帮助过某开发商在海拔350米以上禁建区修建建筑，进账约19万元。
2003年，重庆市民突然发现黄花园大桥上建了个加油站。黄花园大桥是连接重庆两江和三个区的重要交通枢纽，这个加油站出现之后，每天加油车辆进出造成交通堵塞。除此之外，加油站还对大桥构成安全威胁。
据了解，这个加油站是由收费站改建而成，存在已达5年之久，当时就是考虑到阻碍交通才想废除收费站，可为什么又建起了加油站呢？
就是因为时任重庆市规划局总规划师的梁晓琦的活动能力。刚开始，中石油这个加油站的项目申请提到了市政局，但是由于安全问题没有通过审批。但在梁晓琦收受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销售分公司负责人25万元之后，此项目便顺利获得通过。
2007年7月，梁晓琦成为重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后，他再也不用干那些帮开发商调高容积率的小买卖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是重庆八大国有建设性投资集团之一，坐拥重庆最繁华地段九千多亩的土地储备，是重庆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开发商。
刚上任不久，梁晓琦就碰上一笔大单。
2008年初，重庆大剧院幕墙项目对外招标，该项目涉及金额超过1亿元。陕西艺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王某希望拿下该项目工程。当陕西艺林王某找到梁晓琦时，陕西艺林并没有竞标的资格，梁晓琦便组织开会，要求放宽承建商的挑选条件，于是，陕西艺林获得了竞标的资格。可偏偏艺林不争气，评标过程中还是被废标了。梁晓琦却不慌不忙，找到下属，要求“处理一下”，最终使陕西艺林顺利拿下了该项目。
而艺林公司也知恩图报，先后通过4张银行卡，共给了梁晓琦680余万元。
“风起云涌”——地产案五大主角

国土贪腐
梁晓琦当然知道自己的“老战友”——重庆市原国土局副局长王斌。因为涉及到土地挂牌交易，以及国有土地的转让金，这位国土系统的官员腐败造成的后果，比梁晓琦有过之而无不及。
9月12日，王斌涉嫌受贿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据公诉机关的材料，王斌赚钱，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减免土地转让金；二是土地定向出让；三是降低土地出让标准。
2005年，富洲地产拿到重庆市沙坪坝的一块地，该公司的老总林某就找到沙坪坝国土分局局长王某，请求帮助按低于正常的价格买，王某为此事找到王斌，王斌同意了。后来，王某告知富洲地产老总林某应该向王斌“意思意思”，林某照做，王斌也就笑纳了。结果，这块土地，令重庆市政府少收入了1.7亿多元的土地出让金。
王斌还曾将开发商吴某的土地出让金由3000万元减免到1600多万元。作为回报，王斌受贿 13.5万元人民币和4000美元。
据内部人士透露，第二招土地定向出让则颇具技术含量。国家为了避免土地定向出让，避免开发商与官员之间达成默契，确保公平，规定了所有土地都必须挂牌交易。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比如官员可以对土地拍卖设定条件。比如有些土地规定要在拍卖5天内与被拆迁人达成协议，但实际上这些地早就被得知消息的开发商提前做好了工作，外来的和后来的公平遵守规则的开发商根本没机会竞拍，等大家准备挂牌竞标时，那些被拆迁人的工作早就被提前得知消息的开发商做好了。
还有就是打时间差，要求在挂牌后3天就交齐保证金，可实际上发布却赶在节假日，比如十一、五一长假的前一天临下班时，这根本就是故意排挤其他外来竞争者。
另外，即便不设定任何限制条件，与官员达成默契的开发商也可以通过无限提价来拖垮其他竞争者，而自己不用负担过多的钱。比如，官员与某开发商可以达成协议，这块土地我们以5000万元成交，这之后，在拍卖过程中，那个开发商可以大胆喊价，逼退所有竞争者，假设最后喊到的成交价是7000万元，开发商只需要暂时把7000万元交付给国家，不出几天，官员就会想办法通过退税等办法，把2000万元退回给开发商，实际上，开发商还是只付出了私下协议的5000万元。
2004年，重庆某开发商赵某在沙坪坝天马山村申请了一块土地，之后他多次送钱给王斌，2004年底，王斌给土地中心打招呼，要求土地中心尽快把天马山村这块地办妥，后来这个公司通过挂牌拍卖，得到使用权。
2003年初，重庆市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某认识了当时的重庆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王斌，春节后，杨某来到王斌办公室，给了王斌1万元过节费和一条中华香烟，让王斌多多关照，之后，来往不断。
2004年上半年，杨某找到王斌，请求其帮忙，希望降低土地出让价格，按2000年的标准，而不是2002年的新标准价格转让土地。另外，还希望王斌帮忙减免控制性强制规划费，总额大概几十万元，王斌答应帮忙。2004年底，杨某以2000年的标准的土地转让金拿到了土地，并且免去了几十万元的规划费。之后，杨某为了感谢，去王斌办公室送上1万元，后又去到王斌家中送上2万元。
2006年7-8月，杨某又在某高档茶馆请王斌喝茶，请求王斌帮忙办理项目的二期土地手续，并给王斌5万元。不久，杨某的第二期工程42万平方米土地，还是顺利以2000年的标准拿下。
层层勾连
在重庆地产“窝案”当中，涉案人员层层勾连，相互关系交错联结。比如，重庆富洲地产在开发“富洲新城”项目时，该公司负责人林某为在征地规划调整、征地拆迁、回购土地补偿等项目上获得优惠，找到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区长的黄云帮忙，黄云则找到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原副局长梁晓琦帮忙。
这种官员之间互相打招呼，互相介绍“寻租”机会的情况，与重庆官场盛行的“袍哥文化”有关。所谓袍哥文化是重庆所特有，始于民国时期，就是兄弟和帮派文化，各做各的一摊，以袍哥的形式结盟。
比如去年7月25日被“双规”的陈明、王政、郑维等人，都出自沙坪坝区，再加上黄云，四个人就拜了弟兄，“平时就称兄道弟”，一位熟悉重庆官场的人士介绍说。
而王政和陈明都曾在规划系统工作，蒋勇和梁晓琦是他们的老上级，而通过这一层关系，黄云与蒋勇和梁晓琦也达成默契。9月5日，黄云被检察机关起诉的罪状之一就是，介绍开发商认识相关官员，使之顺利向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原局长蒋勇等行贿。
去年7月26日，陈明等人被双规之后，明显将会受牵连的梁晓琦并没有收敛自己的行径，反而却更加猖狂。调到开发公司任董事长的他，继续疯狂圈钱，又收受了3个单位和个人共700多万元的贿赂。
这一点梁晓琦明显不懂得向其上级蒋勇学习——低调。据重庆地产业内人士透露，蒋勇原来的作风非常低调，且很正派，能力强，有些时候，出席某些活动，开发商一般都会给到场的官员红包，但只要有蒋勇出席，谁都不敢送，谁也都不敢收。但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本来很有前途的，却“没有顶住诱惑，可惜了”，蒋勇的某位大学同学惋惜地说。
另外，蒋勇在圈钱和投资上，都明显比梁晓琦高明。一方面利用情妇圈钱，自己并不直接出面；另一方面，将赚取的钱用于投资，蒋勇曾是ST盐湖的第5大股东。但据蒋勇的医生说，其神经和身体早就已经不堪重负了，早就出现了神经紧张等问题。
但在投资和寻求贪欲上，这几位“袍哥”的故事似乎又都比不上部队出身的唐文峰的霸道和传奇。唐文峰是大校军衔，平时为人性格爽直、作风剽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倒卖土地，二是寻花问柳。最终，唐文峰也因此落马。
据知情人士透露，唐文峰有一大特点，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就一定想方设法搞到手，许多开发商也深知唐主任的这点嗜好，便努力迎合。但有一次，唐文峰看上了一位年轻女孩，在费尽心机得手之后，女孩的男友恼羞成怒，找到一位市人大代表，历数唐文峰罪状。最终，两个市人大代表联名实名举报，通过美国向北京中纪委邮寄材料，终于使唐文峰案发。
从客观上看，重庆成为直辖市的这几年，发展、建设、拓展速度也是全国领先。重庆每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30%-40%，并且每年还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这在全国都是非常突出的。也正是因为如此，给了某些官员有利可图的机会。

又一次，华尔街嗅到了死亡的气息。这次，惹出大麻烦的是金融衍生品市场——这个市场的交易量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16倍，它是如此之大如此之脆弱，一旦发生问题，就足以让华尔街死上N遍。为了避免市场崩溃，美国不惜使出挑战法治和立国理念的非常措施

在过去两周里，全世界都在屏息驻足，观看着由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财长保尔森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盖特纳这三个人导演的世纪大片：《美国金融危机大逃亡》。
几乎每天都有让人震惊的大事发生。频率之快，或许只有1929年的那场大萧条可以类比。
先是美国政府宣布接管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而且开出的几乎是空头支票，需要多少就开多少，这或许是全球最大规模的金融拯救。然后是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被收购，接着是美联储下属的纽约储备银行以850亿美元接管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
随后这些大手笔一个接一个拯救的方式显然仍然不能消除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危险，美国财长又抛出了一个高达7000亿美元的综合救援计划，并要求国会在本周内通过。最后是华尔街仅剩的也是最大的两家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被迫将其业务模式从投行转型为传统的银行控股公司，并开始和银行一样接受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
随着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转型，再加上今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以超低价格收购，至此，“长久以来人们所熟知的华尔街——一群从事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比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的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独立经纪公司——将告终结”。《华尔街日报》本周一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而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结局。
挑战立国理念
在以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救助计划中，挑战法治、挑战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理念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把濒临破产的私有金融巨头公司国有化而不是让其破产，并非是市场在发挥作用；在处置破产公司资产、以及财政部正在要求的用7000亿美元纳税人资金全权处置按揭债券时，政府明显是越过破产法院而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这个国家最崇尚的恰恰是法治、小政府和市场经济。
此外，为什么国有化AIG的是美联储而不是美国政府？在《联邦储备法案》中何曾有相关条文赋予了美联储这样的权力？依照法案，美联储有权印钞票，但它不是政府的一部分——美联储是一家由私有银行财团拥有的私有银行。如今，这家私有银行“国有化”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用的还是联邦政府的钱。
眼下人们热议的是：政府该不该国有化私有公司？政府权力的边界在哪里？美国是不是正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美利坚合众国（USA）是不是正在变成美利坚联合社会主义共和国（USSRA）？
金融核弹库
美国为什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采取如此多的非常措施？答案很可能在于，美国不计成本挽救的不是房地产市场或美元，而是整个金融衍生品市场。这个市场的违约事件将使一个高达1000万亿美元的衍生品泡沫迅速破灭，整个全球的银行体系也会随之崩溃。
地球上的大部分人可能从不知金融衍生品为何物，当然他们也不知道，就交易的资金量来说，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其交易总量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16倍！
国际清算银行最近的报告显示，全球衍生品的交易总量超过了100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实在是大得超乎想象，因为全球所有国家的GDP加总也就是大约60万亿美元，而这次金融风暴的起因——次贷危机所涉及的有问题的抵押债券——总额也仅仅是1.2万亿美元。
这1.2万亿美元的按揭债券撬动的是整个1000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足以让华尔街死上N遍。
这个神秘的、几乎不受监管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畅销书《货币战争》中对金融衍生品进行了解释：“它们的本质是债务。它们是债务的打包、债务的集合、债务的集装箱……这些债务被作为资产充斥着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被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当作资产放在账户上。这些债务被交易着、延期着、挤压着、拉伸着、填充着、掏出着，这是一个债务的盛筵，也是一个赌博的盛筵。在纷繁的数学公式背后，只有空和多两个选择，每一张合同都是一次赌博，每一次赌博都必见输赢。”
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衍生市场“只有天空才是上限”，可以赌任何东西，从某个特定市场的走向到中国茶叶的价格甚至到未来每一天天气的好坏。
在这个市场上，信用违约互换（CreditDefaultSwap,英文缩写CDS）是目前全球交易最为广泛的场外信用衍生品。
例如，一家对冲基金在一个CDS合约中是卖方，卖的是一个高风险的垃圾债券不会出现违约事故。如果没有违约，那么这家对冲基金每年就可以坐收数十万美元的保险费。但是一旦出现违约，这家对冲基金就要支付可能高达1亿美元的赔偿。
也就是说，在CDS合约中，CDS买方定期向CDS卖方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不出现信用主体（债券借贷方）违约事件，则卖方没有任何现金流出；而一旦信用主体出现违约，卖方有义务以现金形式补偿债券面值与违约事件发生后债券价值之间的差额，或者以面值购买CDS买方所持债券。
但这里有一个机关。例如如果这上述那家对冲基金没有1亿美元呢？那么破产的不仅是这家对冲基金，还包括和它达成这个CDS合约的对家。因为合约双方都在各自的资产负债表中把这个衍生品算作是资产。如果违约了，这笔资产都要被冲销，一损俱损。
如果多米诺骨牌倒下，将殃及整个金融体系。正是因为这种类似原子弹爆炸的潜在威胁，世界最著名的投资人之一巴菲特就把衍生品看成是“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这也是为什么银行体系不能让任何一家大的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倒闭，因为最后埋单的恰恰是银行系统自身。
飞蛾扑火
丹尼尔·阿默曼，有着二十多年金融从业经验的金融分析师和咨询师、前投资银行家。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为我们展示了如果美国政府不接管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世界将会怎样。
当两房不能偿还他们拥有或担保的5万亿美元的按揭债券时，主要金融机构马上就要面对1.4万亿美元的CDS违约金——他们在CDS合约中承诺两房不会违约（破产），以获得每年高额的保险费收入（公司）和数百万美元的奖金收入（个人）。
当两房债券票面价值大跌70%之后，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也就顿时减少了1万亿美元（1.4万亿美元的70%）。然而，多米诺骨牌并没有在这停止。CDS卖家都使用高倍杠杆，也就是说他们要维持运营，每天需要通过高倍杠杆融来巨额的流动资金。当为这些机构提供资金的人看到他们有这1万亿美元的负债，就会撤出资金，这将把这些持有大量非流动性资产的金融机构逼上绝路。
当几乎每家大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都资不抵债时，这又引发了另一轮的CDS违约事件，资产损失金额在第二天就上升到10万亿美元，第三天更翻番到20万亿美元。结果是金融中心破产，股市被迫关闭。
等数月后股市重新开张的时候，道琼斯工业指数将狂泻1万点。
当然，这种预测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因为政府积极介入，接管了两房，为两房的债券提供政府担保。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涉及到大金融机构几十万亿美元的资产损失暂时不会集中爆发。
美国政府把两房国有化，援助的不仅仅是两房，“换句话说，援助两房计划最大的受益者根本就不是两房，而是华尔街上的那些公司。”丹尼尔·阿默曼说。
然而按下葫芦浮起瓢。两房的危机刚刚缓了口气，濒临破产的保险巨头AIG又可能要触动金融衍生市场这个核弹头。
这家公司同样是栽在了CDS上。《时代》周刊最近的一篇报道称，把AIG推向破产边缘的风险不是其核心业务——保险，而是其衍生品交易子公司AIG金融产品（AIGFP）。AIGFP在该公司最新的9页纸的年度报告中仅仅只占了一段。但是它却是全球CDS市场中一个巨无霸。AIG几乎向地球上每一个大点的金融机构都出售了大量的CDS。
有业内分析师估计，AIG倒闭将使和它签定了CDS合约的对家损失1800亿美元。如果AIG倒闭，基本上就等于宣布全球金融市场的崩溃。
于是，所有的自由主义理念暂且被搁置，AIG被“国有化”。
然而，这些激进措施并没能安抚住核弹库。就在宣布美联储提供850亿美元，为AIG债券提供紧急担保后的第三天，即9月18日晚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罕见地紧急夜访国会，面对着包括众议长佩洛西在内的满屋子议员说：也许只需要再过几天，美国的金融体系就可能全面崩溃。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财政部紧急抛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援助方案，即用7000亿美元财政资金处置市场上的按揭债券。这个备受争议的方案现在正在国会进行热烈讨论。
 
■链接：衍生品的由来
今天让整个世界感到恐怖的10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在20年前，其名义价值总额几乎为零。到2006年的时候，其市场总规模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总和的8倍多。而仅仅两年后的今天，这个市场就非理性地膨胀到1000万亿美元。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量如此之大，远超过了股市的交易量，它们和真实世界中经济活动的关系也越来越远，更像是一个寄生肿瘤，在无节制地自我复制和自我繁衍中积蓄着自我毁灭的能量。
“我可以算出星星的运动轨迹，但我不能算出人类的疯狂。”著名物理学家牛顿在南海泡沫中赔本后说。人类的疯狂已屡被证明，为何，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疯狂会到达如此程度？
这要从金融混业说起。上世纪1980年代早期，一场席卷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引起了一系列的公司破产、兼并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的功能逐渐和投资银行、券商的功能融合，形成了少数几家全球金融集团。
华尔街的资源除了金钱以外，还在于拥有丰富的人脉，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获得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事前信息和内部消息。而使这些消息产生财富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体制性地控制那些不受监管的投机工具，包括期权、期货、指数基金、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各种金融衍生品，而不是传统的股市。因为通过前者，放大的空间大得多，操纵和内部交易的空间大得多，利润当然也更大得多。
比如纽约联储银行和它强大的股东们对美国的货币政策享有“内部消息”，因此他们有能力预测结果，并通过在高杠杆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进行对冲投资获得巨额利润。
也正是这些隐蔽的不受监督的投机交易工具制造了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的投机攻击还发生在1998年的俄罗斯以及1999年的巴西。华尔街也借此拓展一个全球金融帝国。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于1999年由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券商、机构投资者和保险公司可以自由地相互投资，也可以自由地融合各自的金融业务。这标志着美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全面进入混业阶段。
对经过漫长谈判终于获得这一胜利果实的华尔街大财团来说，这意味着对它们所有的监管限制都将“一笔勾销”。
这个法案的推出，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权力的集中创造了条件。分析人士认为，今天这个“全球金融超市”实质上是由华尔街的巨头们监管着。
也正是意识到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是因为政府的监管早已远远落后于包括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内的投机市场的爆炸性增长，美联储上周日才以救命钱作为交换，把华尔街最大的也是仅剩的两家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置于自己的监管之下。
从此，美国资本主义将翻开新的一页。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7598/2

■就在可口可乐并购汇源的争议爆发之前的一个月，三名外资并购规章的起草者被抓。
■他们分别是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北京思峰律所主任张玉栋以及北京善信律所投资顾问刘阳。他们三人有着老同学与前同事的关系。
■由郭京毅撑腰的北京思峰律所，业务量惊人，在国内设立的共两百余家外资性质的投资性公司中，思峰所为其中超过半数的公司提供过法律服务。
■思峰律所凭什么能量惊人？郭京毅在幕后扮演什么角色？外资并购中审批权有着怎样的腐败隐患？南方周末对此进行了调查。

时间点不可谓不敏感。

商务部爆成立以来第一大案。8月13日奥运会期间，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被宣布“双规”。

隔着长安街相望，在商务部对面办公的北京思峰律所主任张玉栋以及律所原合伙人、投资顾问刘阳，也先后被检方带走。

时隔一月，此三人尚未获释。据知情人称，另有官员亦被调查。

被调查的三人，郭京毅与张玉栋同为北大法律系1982级国际法班且同一宿舍同学，1986年本科毕业后，郭京毅进入原对外经贸部条法司，而张玉栋进入该部下属的长城律师事务所。刘阳则先是条法司郭京毅的下属，2003年之后进入思峰所，成为张玉栋的同事。校友关系，同事关系，在行业内并不新鲜。

本报记者调查得知，郭京毅可能涉嫌受贿，而由其支持的思峰律师事务所，则扮演官商往来的中介角色。在律所背后的一家咨询公司，从2001年到2004年，营业额平平，却在2006年暴涨一百多倍。

此案涉及敏感的外资并购，知情人称，此案由中纪委和最高检专门督办，极有可能成为反腐的新典型。

此三人是否为案件核心人物，媒体业已披露的“立法腐败”是否为案件全貌，均尚待检方公布调查结论。

高调 郭京毅手中的实权
在条法司长期负责并购项目审批的郭京毅，除了具有审批权外，还可以将其解释的义务化为权力。

案发前，在条法司的各领导中，郭京毅作为巡视员，其排名仅次于司长。条法司网站仍然保留他的个人资料。

1986年，郭京毅从北大法律系国际法专业毕业后，进入对外经贸部条法司，2007年，他从副司长升任巡视员，仅43岁，成为商务部最年轻的正司级官员之一。
接触过郭京毅的人士表示，郭很聪明，性格“很不低调”，甚至有点“油”。在商务部条法司的22年中，郭京毅参与制定和修改一系列重要投资法律。去年，他参加“对话世界500强”，对他的介绍是，“他在贸易投资法律领域有非常权威的地位。”

一位与他打过多次交道的部委人士说，郭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之熟悉，英语口头表达之流利，让同行们非常佩服，甚至景仰。

商务部甚至已经为郭京毅做好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据透露，他是新成立的反垄断局局长人选的有力竞争者。二十多年外经贸法律领域的经验，使郭成为行内权威。在一位报道过多个并购案的记者看来，郭京毅的讲话往往具有指向标意义。

2006年11月底，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肉制品行业并购与经济安全关系不大。一个多星期后，双汇集团如愿接到商务部批复函，这家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顺利被高盛等外资联合收购。

此时，正值《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简称“十号文”）实施，此规定令并购业界感到无所适从。比如反垄断审查和国家安全审查，至今连行内人都说不清具体标准。

在一个律所举行的内部讲座中，郭曾坦承，“十号文”还有一些模糊的地方，需要日后作出进一步解释。

而知情人称，这个在条法司长期负责并购项目审批的官员，除了具有审批权外，还可以将其解释的义务化为权力。外资并购需经多部门审批或者备案，而商务部作为第一站，至少决定了整个并购项目的进程。

据透露，郭京毅在几起并购案中，曾给关系户出过主意。在法国某企业收购某民企项目中，正是郭的建议，将市场占有率解释从城市扩展到“广大农村”，于是该企业顺利通过反垄断审查，被法国某企业收购。而事实上，该企业产品价格非一般农户可以承受。

据知情人称，郭京毅等人有恃无恐，“他们自称一切行动是合理合法”。

涉案的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是郭京毅的北大老同学，曾深度参与外资并购的相关立法。

涉案的原思峰所合伙律师刘阳，是郭京毅的原同事，曾深度参与外资并购的相关立法。

低调 律所和实权人物的密切关系
低调的思峰律所，却有惊人的能量，该所多名律师直接参与了外资并购法规的起草。在由外国投资者成立的两百余家投资性公司中，思峰所为其中超过半数的公司提供过法律服务。

与郭京毅张扬的个性相比，他的同寝室同学、思峰律所主任张玉栋就沉稳得多，他出身山东沂蒙山农家，生活俭朴，不穿名牌，不开名车——他也曾如此要求他的员工，“以免别人眼红”。

案发后，许多业内人士表示“没听说过”思峰律所和张玉栋、刘阳等人的名字。这个在商务部对面办公的律师事务所，一直非常低调。

不过，思峰网站曾介绍，“在中国政府已经提起的40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的案件中，思峰参与了其中的37起”，“在由外国投资者成立的两百余家投资性公司中，思峰所为其中超过半数的投资性公司的设立及日常业务提供法律服务”。

据知情人称，思峰所年营业额已经达到几千万元，相关数据仍待检调部门核实。据北京市律协历年年检公告，这个律所专职律师最多不超过10人，最少时，甚至只有3名律师。

不过，思峰律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关系”。它是在1996年隶属于原对外经贸部的长城所基础上改制而来，许多律师，与原对外经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张玉栋、刘阳与郭京毅的同学、同事关系外，在思峰律所，有多名从商务部（或原外经贸部）下海的律师与顾问，而且均来自条法司。

据南方周末证实，原思峰律所的三名合伙人吴小琛、孟庆欣和刘阳，均曾在条法司工作，分别为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系93届、94届、95届的毕业生。

作为思峰律所的核心人物，张玉栋负责的客户，多为著名跨国公司，包括西门子、摩托罗拉、壳牌、爱立信、松下、乐富门、诺基亚等。“几大外国汽车公司进入中国，他都有参与。”知情人说。

直到出事之前，反垄断法一实施，郭京毅还准备为张玉栋介绍某世界前十强外企——它可能成为该法实施后第一个被告。

从早期的反倾销，到后来的并购，再到反垄断，思峰的业务一直“与时俱进”，走在同行前列。即使“十号文”之后并购业务趋难，思峰律所代理的几个案子，虽曾一度引发强烈震荡，比如行业协会的反弹，最后却能顺利过关。

而更能佐证律所能量的，是律所对于立法的深度参与——“十号文”仅是其中之一。一般律所只是简单地作为征求意见的对象。而“十号文”修订的基础，是2003年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正是由当时在条法司工作的刘阳起草。在思峰律师事务所，刘阳的职务是“高级顾问”，在他的简介中，他还主笔起草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及历次补充修改规定。

知情人告诉南方周末：“‘十号文’就像深圳香港之间的罗湖桥，可以让外资国资光明正大地从桥上通过。”而张玉栋和刘阳，则是修桥者之一，玄机在于他为企业设计的“框架”，但又不会体现在申报文件中。外资甚至可以由此进入一些尚未放开的领域。

在一个较大的外资并购项目中，律师往往不止一个，思峰所律师也并非总是唯一的律师，却经常扮演关键角色。

上述法国企业收购中国某民企案子中，正是由张玉栋引见，民企老板得以与郭京毅碰面，并最终突破阻力顺利通过反垄断审批。

而其余审批环节，思峰并未参与——它专注于关系最为紧密的商务部审批环节。上海一位多年从事外资并购业务的律师说，一个并购案往往聘请不同律所的律师，更主要的功能是疏通不同部门关系，而律所之间相互有利益均沾的默契。

思峰并非唯一低调的律所。事实上，本报记者咨询北京做并购的数位著名律师，一概遭到回绝：“这个圈子很小，大家都看得出是谁说的。”

隐秘的权钱交易
企业给郭京毅的好处费，往往在思峰所的律师费或者咨询费中。而转手给官员的一种方式，竟是通过 “诈金花”的赌博输给他。

郭给企业出“主意”换来了隐秘的利益。纪委接到的关于郭京毅举报，最明确的问题指向贿赂，包括他在内的几个官员被指收受房子和其他礼品；而涉嫌行贿者涉及一些跨国汽车公司、IT企业，也包括一些国内企业，特别是部分垄断国企和地产公司的老板。

在这个链条中，思峰律所扮演着特殊角色——作为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连接点，它成为权力兑换利益的工具。知情人称，官员郭京毅负责解释、审批，以及介绍项目资源，而先后都是郭、张下属的刘阳，是执行者与联络员。

记者从多个渠道获知，企业给郭京毅的好处费，往往体现在思峰所的律师费或者咨询费中。而转手给官员的一种方式，竟是“诈金花”：牌桌上，律师们故意输给郭京毅等官员，“不看底牌，扔钱就是了”。

据律师界人士透露，思峰律所还曾搞过几次“思峰杯”高尔夫球赛，近几年涉及重大并购的某些企业老板和某些部门官员同时出现在球场上，赢家自然也是官员，按杆数计算给他们“颁奖”。

南方周末还查实，与思峰律所同地办公的思峰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即为思峰律所会计的丈夫索琦。1996年长城律所转制为思峰律所，这家企业随即成立，注册资金10万元，股东分别为索琦和张玉栋，其中，张玉栋出资8万元。

该公司董事会名单如下：董事长兼总经理索琦，张玉栋任董事，副董事长张学运为思峰所合伙人，监事两人，其中冉莉为思峰所会计、索琦妻子。

工商档案显示，这家公司股东2人，从业人员2人；从2001年起的年检报告中，这家公司一直“略有盈余”，甚至出现小额亏损，最多的时候营业额为11.3万元，资产总额18.2万元，但2005年，这家公司的营业额达到273.38万元，资产总额123.34万元，2006年的数据更是分别达到1098万元和1249万元。

除了律所之外，该案还可能涉及律师事务所与一些外企法务部门的关系。据称，每年律师事务所的分红，外企的法务人员也有份。本报记者查实，郭京毅妻子，为郭、张二人同班同学，亦是某大型外企的法务总监，这家企业也是思峰律所的客户。

曾接触过郭的律师称，郭京毅的高消费以及几处房产，均称是“用老婆的钱”。郭京毅的一套“雪梨澳乡”联体别墅，以及一套位于“东方瑞景”高档公寓，也可能被追查，这个位于建外大街国贸附近的房产项目，均价17000元/平米。

率先披露此案的某报，则接到许多律所与外企探询案情。正值反垄断法实施，几大并购案待批的关键时期，各方均绷紧神经。现在，围绕该案，部分舆论关于审视外资并购立法漏洞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所营造的爱国与民族气氛，已令他们感到一些不安。
（本报记者赵凌、赵小剑、王小乔、肖华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个被当地官方称为“行政机关‘作茧自缚’式的革命”,一部全国首次系统规范政府行政程序的地方性立法

图为2004年湖南嘉禾野蛮拆迁现场，该事件曾震动全国。“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实行后能否有效规范政府权力？ 章轲/图

如果严格遵守将于10月1日施行的一项规定，湖南或许会成为中国最“太平”的地方。最乐观当然亦是最难达到的一种情况是，今后湖南境内的拆迁征地、重大项目建设、城管执法、行政收费等全国普遍存在的矛盾冲突，将大规模减少。

按照这部“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自10月1日起，县级以上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必须严格遵循五个步骤：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研究。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等方面的决策，一律要进行听证，违者将追究责任。

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规范政府行政程序的地方性立法。去年发生的厦门PX选址事件、上海磁悬浮事件都是因行政决策的随意与不透明引发社会波动。必须在事前防止政府滥用权力，阻止侵权，避免重大损害——在经历了诸多公共利益损失后，很多成熟的中国公民开始幡然领悟“程序”的价值。

尽管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不是国家法律，甚至连地方法规都不是，仅仅是个政府规章，然而，政、学两界均给予了极高评价。一位来自国务院法制办的官员说，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

刀刀指向政府暗处
湖南规定的意义在于首次以法律形式从程序上明确限制现实中有些政府膨胀无度的权力。

行政机关惯常的诸多衙门习性都将被纳入问责范围，诸如，政府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职责，超越或者滥用职权，重大决策不经合法性审查和公众参与，以及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事件信息，不依法举行听证会，或者采取欺骗、贿赂、胁迫等不正当手段，操纵听证会结果的。

对泛滥的红头文件，湖南将来一次“自我革命”。一场大规模的“古董文件”清理工作正在进行。自10月1日起，湖南省政府要求，现行红头文件有效期统一为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有效期为2年。有效期满的，文件一律自动失效。此前大部分红头文件并无时限，即便是“暂行”、“试行”也都长效不衰，经常造成行政行为有悖于当前现实的咄咄怪事。

在行政公开方面，自10月1日起，湖南县级以上政府的重大行政决策结果、制定的文件以及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都必须在政府公报或政府门户网站上统一发布。另据记者了解，湖南省政府网站目前正带头改版，同时在建英文网站，力求更加国际化。

今年2月，规定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时，就被媒体称为“一场行政机关作茧自缚式的革命”。规定起草小组主要成员、中国政法大学王万华教授说，虽然这是一个政府规定，但它是管政府自己的，不是管老百姓的。

为什么是湖南？
建立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学界一直的愿望。早在十年前，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为首的专家学者就着手制定多个版本的行政程序法草案。然而，作为一部行政法中的基本法，几次写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都未能进入审议阶段。这种“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甚至让一些关注此法的业内人士感到愤怒。

正因如此，湖南以先驱姿态制定这样一部规定，让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颇感鼓舞。

为什么是湖南？它的勇气从何而来？

据了解，从2007年3月决定立法到起草、论证、公示和做临战前的总动员，这背后最大的推手正是湖南省省长周强。

去年全国“两会”，应松年、周强和时任湖南省高院院长江必新都下榻在全国总工会的“职工之家”。三位皆为学法之人，周强和江必新还是西南政法大学78级同学。多年来一直呼吁行政程序法的应松年闲谈中试问周强：“能不能考虑先在湖南搞起来？”

与周强有过接触的行政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有法律思维，讲什么他懂，而且知道重要性。”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袁曙宏介绍，2006年周强曾作为国家行政学院的学员前往耶鲁大学参加培训，并与中国法研究中心做了较长时间交流。该中心主任葛维宝教授对周强表现出来的法律思维印象深刻。

今年2月，周强亲自主持了规定草案的专家论证会。其时，湖南经历了最为严重的冰冻雪灾。起草小组成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应对灾害的经验和教训增强了周强加速推进程序规定出台的决心。

2月和8月，周强先后召开全省会议，动员上下官员重视这一规定。在2月的会议上，他说：“郑筱萸案件就是一个教训。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又缺乏程序制约，规则不完善，就很容易出问题。”

“湖南开启了中国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破冰之旅，为什么湖南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我们难以找到独具的理由，只能归于领导者个人的魅力。”起草小组成员王万华说。

一路能走好么？
在京举行的论坛上，与会人士都在真诚祝愿，希望这个石破天惊的规定一路走好。一句老话被反复引用，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

规定的始倡者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说，制定一部好的行政程序规定难，实施更难，实施得好难上加难。他说，在欢欣鼓舞之时也要对可能遭遇的阻力有精神准备。

这位具有丰富行政审判经验的学者型院长认为，顺利实施最重要的是：要向政府官员灌输程序意识。他表示，程序法治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标志和最基本的依托。江必新建议，可以把落实行政程序规定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违反了程序，不按程序办事，就得扣他的分，就影响他的仕途。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的窘境为例，表达对湖南规定前途的担忧。根据他的调查，自今年5月始，北京市政府公开了24万条信息，但这对于政府数以千万计的信息来说，实在少得可怜。另一方面，各界以为信息公开条例可以激发索取信息、讨要信息的热潮，但截至8月底，全北京市两级政府民众申请政府信息的数量只有1080条，得到满足的只有50.8%，很多行政机关以“信息不存在”作为答复。

“规定出台后能否顺利实施直至今天我仍然有一丝担忧。”规定执笔人王万华向南方周末记者说。她认为，规定期望建立的正当行政程序制度，从理念到制度都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存在相当差距，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变革，而且涉及某些利益格局调整。

一位此前与周强有过深入交谈的行政学教授说，这同样是周强担忧的。这位省长说，他会到各个地方走一走，认真考察落实情况。

实际上，已经有些地方官员开始顿悟“程序”的重要性。湖南桃江县的一位地方官跟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1年，我们县几个地方招商心切，竞相承诺减免更多税收，出让土地价格越压越低。结果外商不仅没有领情，反而认为我们这地方的干部做事随意，没有原则，对投资没有安全感，一笔两个亿的投资最后泡汤。”

这样切肤之痛式的领悟是否能够成为湖南全省官员的共识，这将决定湖南行政程序试验能否走好。社会各界将继续保持对湖南的关注。